一般来说，权力结构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集权型权力结构，另一种是分权型权力结构。
这就使欧洲国家宪法无法像美国宪法那样，能够从容利用其基本权利的去政治化法律机制，来缓慢推动国家能力的稳步建设，而必须通过泛政治化的方式，持续介入到市民社会的秩序整合。但是，1970年代之后所出现的福利国家宪法危机，则证明它同样没有克服与其他宪法模式同样的认识论错误：主权国家民主宪法，已经无法直接导控呈加速功能分化趋势的经济、科学、艺术、宗教、教育、医疗等领域的自主逻辑。
这带来了战后美国宪法在平等政治与差异政治、经济斗争和身份政治、社会民主与文化多元主义之间的多重张力。只有通过民主政治宪法助推的公共领域生成以及涵括／包容所有他者的未来许诺，才能使不同市民社会需求的政治疏导获得正当性证成。美国宪法的力量来源于它去政治化和再政治化的双重能力，美国宪法的弱点也同样来源于去政治化和泛政治化的双重危机。而在进入1960年代之后，由民权运动掀开的差异／认同政治，则使美国宪法的平等保护原则在应对差异化的权利要求时，面临如何在不同性质权利诉求之间进行权衡的难题（譬如女性主义宪法学在性别平等和性别差异之间的权衡悖论）。而宪法的私法化、片段化、治理化趋势，则由不同的社会功能子系统自我承担其构成性与限制性的宪法化功能，这就可能阻断社会涵括与社会排斥的问题化和政治化，从而解构现代宪法革命的历史性遗产—德沃金所极力强调的整体性（integrity）宪法政治原则。
现在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就是：宪法如何提供社会保护反向运动的新动力，以阻止社会系统无限扩张的自我毁灭倾向？美国宪法如何依据业已变化的社会现实，以激发新的宪法时刻来完成其范式转型？ 五、结语：美国宪法危机的普遍代表性 美国宪法历史上的派系党争难题，实际展现了现代功能分化社会的去中心化逻辑，而其宪法力量也正在于通过基本权利机制的内部分化、三权分立制衡体系、政党竞争制度与司法查体制的建立，借助日常政治和宪法政治区分形成的二元民主空间，顺应了现代复杂社会功能分化加速背景下的治理需要。主观权利促成个体被统一涵摄到客观法之下。[62]总体说来，《协商法》颁布之前规制性协商的实践，依然属于摸索阶段，真正实施的次数和涉及的行政机关范围都不是很多。
[1]按照预想，公众参与应该能够有效缓解政府决策中的对立情境，尤其是作为公众参与之核心的商谈机制最终能够确保理性的妥协方案，促使即便是分歧中的利益主体寻找到破解困境的良方。[30]法律规定，行政机关至少应该提供30天的时间来用于提交评论和申请。法院不自觉地成为复杂的技术性争端的最终决定者，不得不上演司法捆绑行政的闹剧。这一方案一经提出，立刻获得极大关注，并在美国行政会议的鼎力推动下付诸尝试。
[15] 混合性规章制定程序介于非正式的公告评议程序与正式的证据听证程序之间，是试图对宽泛的行政裁量和规制选择进行控制的产物。参见Stephen G. Breyer, Richard B. Stewart, Cass R. Sunstein Adrian Vermeule, Administrative Law and Regulatory Policy: Problems, Text and Cases 518,6th ed.2006. [14]严格审查要求行政机关对相关事实和政策选择已经采取严格审查，通过对裁量权的合理运用达成决定。
[5]如无额外说明，它们都是指在行政机关规章制定过程中，采用协商委员会(negotiated mlemaking committee)的形式，将那些与政府规制有显著利害关系的利益主体纳人协商过程，致力于形成利益主体的共识，并将之作为拟议规章草案予以公布的程序机制。无论是对召集人、促进人还是协商委员会的独特规定，都使得原有规章制定程序中的公众参与机制走向明确化和聚焦化。[38]1996年议会重新考虑《协商法》，是因为原来的立法保留有一项失效条款。Nonconformance Penalties for Heavy-Duty Engines and Heavy-Duty Vehicles, Including Light-Duty Trucks,50 Fed. Reg.9204(proposed Mar.6，1985). [61]Exemption of Federal and State Agencies for Use of Pesticides Under Emergency Conditions,50 Fed. Reg.13944(proposed April 8^1985). [62]Lawrence Susskind Gerard MacMah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Negotiated Rulemaking,3 Yale J.on Reg.133，142-65(1985); Henry H. Perritt,Jr., Negotiated Rulemaking Before Federal Agencies: Evaluation of Recommendations by the Administrative Confer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74 Geo. L. J.1625，1667(1986).不过也有学者质疑规制性协商为制定非法的居民炉火排放标准推波助澜。
[18]因此，混合性规章制定程序从最开始的加强行政裁量控制，最终演变成政府的规制失灵和行政僵化。[17]这一现象，被称为规章制定程序的行政性僵化(bureaucratic ossification)，其结果是造成集体性的焦虑和不信任：商业主体质疑投资决策的冗长和不透明。[58] (三)规制性协商的制度运用与实践 1.制度框架明确之前的尝试性实践 在规制性协商的理论构架被提出并获得美国行政会议的鼎力推荐之后，职业安全与健康委员会(OSHA)和联邦航空委员会(FAA)率先尝试协商性规章制定程序。(一)专家治理模式：公告—评论规章制定程序 1946年颁布的《行政程序法》实际上为规章制定提供正式与非正式两种程序。
法律规定，召集人对行政机关提供的帮助包括：(1)确定受拟议规章实质影响的人的范围。并且，召集人或促进人也可以是一个团队。
从这个意义上说，实际上的协商过程非常灵活。比如，它超过80%的规章被诉至法院，约30%因诉讼结果而不得不做出明显改变
在地方立法层面，既有地方政府就公众参与的一般性规范，如《广州市规章制定公众参与办法》，也有大量政府职能部门出台的规范性文件，如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发布《关于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活动的指导意见》。关键词: 协商性规制 规章制定 利益主体 参与 近年来，无论在理念上还是机制上，政府决策中的公众参与都获得空前的提倡，并且开始渗透于我国立法。不过，《协商法》特别说明，协商委员会可以规定委员会的运作程序，任何法律条款都不应作用于对协商程序的限定。Nonconformance Penalties for Heavy-Duty Engines and Heavy-Duty Vehicles, Including Light-Duty Trucks,50 Fed. Reg.9204(proposed Mar.6，1985). [61]Exemption of Federal and State Agencies for Use of Pesticides Under Emergency Conditions,50 Fed. Reg.13944(proposed April 8^1985). [62]Lawrence Susskind Gerard MacMah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Negotiated Rulemaking,3 Yale J.on Reg.133，142-65(1985); Henry H. Perritt,Jr., Negotiated Rulemaking Before Federal Agencies: Evaluation of Recommendations by the Administrative Confer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74 Geo. L. J.1625，1667(1986).不过也有学者质疑规制性协商为制定非法的居民炉火排放标准推波助澜。[73] 五、规制性协商制度的启示 美国的规制性协商模式起源于对公告一评论式规章制定程序的反思、对混合性程序的修正，以及对各类替代性方案的比较，最终将面对面的利益主体协商机制补充到公告一评论程序中去。[19](2)过渡性最终规章制定(interim final rulemaking)，那就是行政机关颁布一项立即生效的行政规章，然后再恳请公众和行业评论并对之进行反馈。
[76]从这个意义上说，规制性协商的适用，既应当考虑到其成效和优越性，又应当考虑到成本收益的均衡。比如有学者认为其包含四个阶段：(1)决定采用规制性协商。
[17]这一现象，被称为规章制定程序的行政性僵化(bureaucratic ossification)，其结果是造成集体性的焦虑和不信任：商业主体质疑投资决策的冗长和不透明。参见 Tex. Office of Pub. Util. Counsel v. Riley,82 F.3d 313，327(5th Cir.2001). [7]比如在2004年的《情报改革和恐怖主义防治法》中，要求交通部长召集规制性协商程序来规定驾驶执照和个人身份证件。
(二)协商阶段：协商委员会的组建和运作 从狭义上说，协商阶段仅仅是指事实上的协商过程。[57]Toni M. Fine, A Legislative Analysis of the Demise of the Administrative Confer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30 Ariz. St. L. J.19,23(1998) [58]Memorandum on Agency Use of Altemate Means of Dispute Resolution and Negotiated Rulemaking,1 Pub. Papers 664(May 1，1998). [59]Flight Time, Duty Time, Rest Requirements for Flight Crewmembers,48 Fed. Reg.21,339,21,340(1983). [60]Control of Air Pollution from New Motor Vehicles and New Motor Vehicle Engines。
在行政机关要求下，召集人应确定愿意和有资格代表受拟议规章实质影响的利害关系人的名单。因此，需要明确类似的决策困境，而那些宽泛的、偏重于形式意义的公众参与机制是无法胜任的，必须投入相应的社会和行政成本。基于这个原因，我敦促我的同事们能够与我一起支持这项法案。1995年，由于缺少经费，美国行政会议被撤销，这些功能也就戛然而止。
无论是对督促和鼓励的专门机构的委派、行政机关对于技术和信息资源的投入，还是对于雇佣和聘请独立协调者以及协商主体的费用，都需要比传统公告一评论程序更多的成本。究其原因，在当时，关起门来的交易饱受垢病，规制改革的口号如火如荼，各种替代性改革方案纷至沓来……这一切，都为确立一种朝向非正式的面对面协商作为传统程序的补充机制，提供了制度契机。
(6)行政机关有无足够的资源并愿意将这些资源提供给委员会，包括技术支持。但是，正如有学者所说，这种冲突的结果恰恰不是双赢乃至单赢，反而是双输的结果。
[28]结合制度看，分为三个程序环节加以实现。对委员会的组建和管理，除了需要服从《协商法》的规定，还必须遵循《联邦咨询委员会法》的规定。
法律规定，召集人对行政机关提供的帮助包括：(1)确定受拟议规章实质影响的人的范围。不过规制性协商的基本定位在于解决那些复杂的、久未解决的规制问题，并非所有规章制定都适合规制性协商程序也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识。[62]总体说来，《协商法》颁布之前规制性协商的实践，依然属于摸索阶段，真正实施的次数和涉及的行政机关范围都不是很多。公告内容包括：(1)行政机关打算组建协商委员会，以协商形成规章草案的声明。
(一)专家治理模式：公告—评论规章制定程序 1946年颁布的《行政程序法》实际上为规章制定提供正式与非正式两种程序。换言之，并非所有的行政规章制定，都必须强制性地采取规制性协商程序。
这是美国规制改革中少数几个没有引起政治性阻力(political hackles)的措施之一，也正因为如此，其获得了立法的承认和行政实务界的关注。并且，也不排除已经被代表的利益主体、甚至是协商主体自身对公布的拟议规章草案做出公共评论的可能性。
在相信行政机关代表客观、中立和技术型专家、最适宜就规制项目作出详细决策的基础上，行政规制大量地采取非正式程序作出。(2)当事人就相关利益授权申请人或被提名人代表的证据。
